(腾讯消息)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日子。再过些时日,我们还会迎来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对中日两国来说,今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之年,仅电影方面,就将有7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中外影片上映。历史之年,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是继续诉诸同为历史当事者的彼方的情感、道义及法律责任的诉求;还是返求诸己,把投向对方的视线收回,审视自己怎样面对历史,何以捍卫历史的真实?我们不妨通过下面三个故事来寻找答案……
第一次知道张纯如这个人,接触她的事迹,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她和我们熟知的英雄形象无异,具有各种优良的品质,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与贡献,在死后被更多的人知道……更深一步的了解才知道,她其实是一个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只会说英文的华裔,直觉告诉我,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故事.
| 朱弘是中国籍旅日独立制片人。第一次知道此人,感觉他就是和张纯如一样研究日军侵华罪行的“斗士”,不懈的追求真相。为了拍摄慰安妇纪录片,朱弘辞去了原来收入很好的工作,在日本像苦行僧一般地生活……然而真正令我对朱弘肃然起敬的,是读了他《关于慰安妇的通信》,他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研究那段历史应有的态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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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避孕套的沧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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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弘与他的“慰安妇”求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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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是什么?是殴打谩骂、是发动一场战争来报仇雪恨?……肯定不是。在我个人看来,热情就是踏踏实实地坚持做几件事情:把证据(人证、物证)搜集起来,从历史的漫漫尘埃中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再把它考证核实清楚。这需要我们的冷静——无论我们的血液是否热腾或者稠粘,但我们首先必须清醒;无论开水还是溶浆,那种滚滚烫的东西肯定不如冰冷的钢铁更加可靠……
——朱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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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弘用了八年时间找到了传说中的“突击一号”的实物。朱弘找到的这件东西,在他的纪录片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数秒种的镜头,而且更可能是为了配合那些老兵和慰安妇口述而出现的。纪录片就是这样,它永远注重局部的、细节的真实,为此,拍片的人经常会殚精竭虑,不惜代价。但就是这个简单的画面,往往会使片子更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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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日货,我会抵制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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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著名的“好德”超市安全套货柜上,赫然摆放着“日本NO.1”冈本橡胶避孕套。朱弘在信中很激动,“这个冈本橡胶恰恰就是当年“突击一番”的生产厂家!当年它就是NO.1,现在它还是NO.1……”、“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我必须站在那些慰安妇被害者的立场!这个日货,我会抵制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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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慰安妇身份求证有多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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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弘:首先需要考证的是慰安所——它的位置在哪里(包括现在变成什么地方)?它的作为建筑的缘由是什么?它的原主人是谁、后人是否还健在?它的建筑面积包括平面图能否赶紧测绘出来?它的相关证人、证据究竟有多少——最重要的当然包括当年的受害者、附近的甚至进出过里面的证人——他们的证词必须能够相互佐证,才能是立体的科学的。否则一家之言无法驳倒日本右翼。请勿忘记,日本右翼里面不光是喊口号的小小人渣,他们也有整齐的学者队形,甚至是博导级别著作等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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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隐瞒、不夸张、不矫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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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桂英老人在9岁的时候并未遭到日军强奸,那是记者的“创作”,也是老人迎合记者的结果之一。我试图纠正媒体的错误,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由此把她“公证”为新的“日军大屠杀幸存者”,这符合了双方的利益。在老人一家来说,可能获得相关的救济;在大屠杀纪念馆,这是“最新的成就”。中国挖到了一厢情愿的“深刻的历史记载”,但在国际上看来,这只能使自己打败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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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审判》上映前夕,网上热炒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背景,大意是说:拍这部电影是件如何如何有意义的事情,导演高群书又遇到了怎样的重重困难,最后历经艰辛坚持把它拍完……,于是我们几乎忘记了它是一部商业影片,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宣传口号下,排着队去影院向制片方表达敬意(网上号召"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否则大概就对不起导演),但是至少我看完后,第一感觉是心疼那60块票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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蹩脚的三角恋与可怜的朱啸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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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等到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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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影片主要是想表达这样两个意思:1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2经过了艰难的斗争,最终的胜利者还是代表中国人的梅法官,这实在让观众爽了一把。这样老套的情节,本质上和潘长江们的搞笑抗日题材影片是同一个主题,不同的是,它的可看性比后者差远了。它的定位实则是“民族励志影片”,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
一次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恶搞
| 一个货真价实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这样被浪费了,中国的电影导演大多知识匮乏,不了解自己要拍摄的电影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不清楚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进入1948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国人关心的也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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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和《东京审判》过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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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起彼伏的批评声浪,导演高群书开始高呼"有人和《东京审判》过不去"了,这个说法着实可怕,把书名号去了就是一顶天大的帽子。观众一开始就被这部电影"绑架",不看就"不是中国人",不去电影院掏钱看就是"对不起导演",看了发笑是对抗战历史不严肃,看了批评就是和"东京审判"过不去——那不成"汉奸"了吗?于是,我们不得不学会一种在思想上主动退化的本领: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智商降低到国内追星族或者小学生作文作者的水平,和战车上的"爱国者"们一道为《东京审判》拍手叫好。一切,只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反日”欲望,这就够了 |
| 从三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纪念抗战应有的态度,仅有热忱是不够的。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站在道义的高度看待问题,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史实研究、资料保存的工作一直没有做好,而世界的审判台上要的却是冰冷的数据。今年,雷桂英、 仵德厚等见证抗战的“活化石”相继离去,历史在不断的做减法,而抗战结束62年,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堪与台湾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相媲美的、涵盖对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评价的权威抗战史。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羞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抗战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对于那场战争,我知道多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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